想象颂 段建宇对绘画的态度
 
 
想象能救人命,我对此深信不疑。日常生活会变得枯燥无味,“生活的乐趣”会荡然无存。这时,品达式的胡思乱想会让你远离这一切,把你带到传奇人物出没的奇幻之地。这是为你而创造的世界,这是由你创造的世界。
与其它的表达方式相比,文学在想象这个方面的功效最为明显,绘画和戏剧也不如文学厉害。可能因为读一本书需要的时间比看一幅画、一场戏或一部电影的时间要长;也可能因为文字比形象更能引人遐想。不管何种原因,文字就是有这样的力量。我随便就能回忆起几本“改变了我”的图书,而即使我爱好艺术,很少有一件艺术作品能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个现象有些让人费解,因为刚生下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说话的,更不要说阅读,但是我们却已经可以观察这个世界。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可能正是因为周围充满了让我们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反而失去了兴趣。它们不再神秘,更重要的是,它们也不再“私密”。不过,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想象”是一种“文化”活动,需要获得语言能力之后才可以体会。
创作是一种需求
我认为,大部分搞创作的人,不管创作的是视觉艺术还是文学(这两个领域是我今天着重探讨的),都会觉得所谓的“现实”(或者日常生活)过于狭窄,限制了他们的梦想、希望和可能。他们觉得受到了桎梏,不喜欢现实。这种情感通常存在于人造的社会里,不在自然界里:自然通常是魔幻的、慷慨的,和他们有共鸣;在自然界,即便是最敏感的灵魂也会很自在。这些人中大部分都不适应人类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不计其数的、构成一个复杂社会不可或缺的规则。想要为社会接受,你必须符合某个特定的模式,符合它的条条框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你的行为方式从出生之日起就已经规定好了,大家对于这种预设都没有异议,除非这个人选择成为“局外人”。但“局内”或“局外”真的是我们能做的选择吗?这是唯一的可能吗?我能不能在一生的任何阶段、任何情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穿着得体、行为周详、言语到位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和好员工?我愿不愿意,又能不能够承受这持续一生的压力?
有些人似乎很容易适应这些要求:他们要么真的和这个世界十分合拍,要么就是在没吃多少苦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世界。还有一种情况:他们一辈子吃尽了苦头,却把这种痛苦藏在灵魂深处,或通过身体把这种痛苦无意识地体现出来。身体问题总是比心理问题更容易被社会接受。我通常会观察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完美融入社会的人,我觉得他们有能力让自己忙个不停,哪怕只忙一些最琐碎的事情也可以。一旦一天的任务完成,他们就圆满了,处于满意和放松的状态。他们会在脑海里细数解决的每一个小问题和小事,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体会不到另一类人的冲动和永不停歇的焦虑。这一类人不适应这个社会,于是试图为自己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以便能够轻松自在地生活。这样的“另一个”世界不是在月球上,或是其它“真实”的空间里:这是“虚拟”却有形的创造的世界,即文学和/或艺术。
我认为我的朋友段建宇就是这类人。
和万事万物一样,这两类人总是各有优劣势。对于我关心的那一类人来说,他们需要创造一个自我的世界(可以和其它波长相同的人有一定的分享),他们是表现欲的奴隶,生命的每时每刻都不胜其扰。
他们从来不会真正满意,不满足他们的成绩,一直在搜寻什么;他们永远坐不住,一直在自我批评;他们一直处于警惕的状态,渴望新想法、新观点和新可能。生活对于他们从来不会简单,也从不会舒服。但是生活是充实的、有趣的、多样的。过度发达的感官让他们感觉不开心,有时候感到失落、焦虑和愤怒,不过这会帮助他们取得其他人无法想象的成就。他们毫无办法,只能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孤独的小路,但是有时会让他们遇到精神上志同道合的旅伴。这些人几乎不会为了娱乐去读书、看电影或话剧:这些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在消化之后,它们会以另外一种个人的、十分独特的形式呈现。
我觉得这里有乐趣和痛苦,互相交织。
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
我知道如今有很多所谓的艺术家,不少人并不属于我描述的类别。我把他们称为“工作者”,他们碰巧在艺术方面的技术很不错。“手艺好”本身没有问题,他们有能力写生或者画模特,可以将随处可见的不同视觉图式和事物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已经形成了包含一套符号的“个人体系”,或是精心挑选了一套易于辨识的密码,迎合当代审美。商业成功给人带来很大满足感,这一点我能理解,但是我非常确信,这并不是拥有真正的创意思维的人的创作目的,也不是艺术的主体。

如今许多年轻人选择艺术院校的原因非常现实。他们不擅长文理科,于是想找一门要求不高的专业。不过在段建宇参加美院考试并被广州美院录取的那个年代,情况很不同:当时,我相信大部分学生考美院是因为真正的兴趣、热情和真正的“专一”(美术生人数相对于中国人口来说非常少),他们选择的这条道路收入很微薄,对社会也最没有“用处”。我同意奥斯卡·王尔德的说法,艺术不是教出来的。但是,表达自我的视觉语言可以教。我觉得“内容”本身不会自己找到表现的渠道。内容和形式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因此,碰巧学到的东西会影响我们思维的方式,让我们关注不同方向;而在这个方面,艺术院校可以起到塑造的作用。不过,通过视觉媒介表达自我的“需要”和“冲动”无法学习:你要么,要么没有。个中原因可能深埋在复杂的个性中,或是藏在轮回之中(如果你相信轮回),也可能取决于出生时的星象。
 
我写了这么多整体的看法,并不是为了回避对于段建宇作品的分析。我只是在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她是属于被艺术冲动“控制”的那种人。
 
我在艺术界的这些年里,越来越觉得需要寻找“真实”和“深度”,或者至少是“诚实”,而不仅仅是“外表”、“表面”和“机灵”。我在生活中想要找到一种感觉,因此让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不会做任何和这个目标不相符的事情,这是我的做事原则。我尽量真诚,深入研究各种事物、感情和想法,把所有事情都做到位,这样我就可以一步一步接近我真正的自我(如果自我存在的话),也希望能够接近自我之外的真实。(但是这种区别真的存在吗?还是说它仅仅存在于我的思想或是判断中?)我的朋友 Daniela Rosi是非常尖锐和诚实的艺评家,她说过,我们不应该去区分“艺术作品”的真伪,而是应该去辨别艺术家的真伪。
 
艺术友谊史
段建宇请我给画册写篇文章,作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来(15年左右)漫长对话的延续。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因为我希望,把想法落在纸上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她和她的作品,可能也会帮助她弄清一些潜意识深处的模糊想法。我们的对话时常很热烈,至今我还保留着好几个小时的录音;我们有时插科打诨,有时针锋相对。建宇和我都会固执己见,偶尔我们会搞不懂对方的想法。这些不同意见经常是只是形式不同,或是性格倔强导致,但却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候爆发出来,可能从最寻常的话题展开,然后开始碰撞,变成盲目的固执。我们在争执之后恢复的很快。出于相互尊重和友谊,第二天一醒,我们就会提醒自己,计较抽象的原则毫无意义,只是观点不同而已。
 
我初遇建宇时,她还是广州美院的学生,对于任何事情都充满热情(除了做家务)。她不能也不会隐藏自己的情感,这让我立刻对她感兴趣。后来,我在广州呆了一段时间,策划了一个展示她和几个同龄人的作品的展览(复数个性,1998年)。我去看了她在 Hans van Dijk的两个艺术空间的展览(1999年;2001年,北京CAAW)。我搬到上海时,她过来看望了我。次年,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一起去了趟海南(2003年)。后来,她有了孩子,让她的生活有了些变化,这个也是常理。我请她为我策划的一个项目提供自拍相(2003年)。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筹备之后,我为她策划的个展2007年在意大利举行。那年,她在我家住了段时间,非常喜欢周围的风景。估计只有在那一段时间里她才没有心系艺术。我写过一篇评论她作品的文字,不过她有些地方满意,有些地方不太满意,她也很直接地把想法反馈了给我。
 
我后来又为一个群展目录写过她的作品(三号线)。最近几年,我去广州的时候,碰巧在她郊区的家里住过几次。她在艺术圈越来越受到推崇,也变得更忙碌,更自信。我为此感到高兴,也毫不吃惊。我反而会感到些许担忧,怕她踏入不那么真实的世界,进入流行的当代艺术圈子。我们常常会谈到这个话题,她则会用幽默挡回去。
 
去年,她邀请我和她一起去巴西“调研”,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灵感,创作出一些特定地点的作品。我的任务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充当她的保镖和翻译,兼指南针和陪游。你要是不熟悉巴西的话,这个国家玩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我们的心情在后悔(后悔来了这里)和热情、失望和愉悦之间不断游荡。
 
在巴西,我们的谈话最为坦诚,也充满争议。我认为,建宇是我的“业力”的一部分,是和我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家和朋友,有的时候还会让我“不自在”。她对于自己和我做的事情一直很挑剔,所以有时候让我很难办。不过我一直在提升自己,因此她严厉的敦促能让我保持警惕,不会落下一些艺评人士易犯的毛病。
 
 
谈绘画
我和段建宇经常谈当代艺术,谈我们心中艺术家或艺评家/策展人的正确“行为方式”应该怎样。除了年龄和文化背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之间主要的差异。我认为,作为画家,她对于自己毫无疑问的、精致的敏感还是有些不自在,不自然。在她的作品中,我十分喜欢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理论构架”的作品,那些不会刻意使用符号(例如空姐)和怪诞的人像(例如最近几幅乡村背景作品中的裸女)的作品。通过使用元素和符号,她好像要实现一种观念的效果,而不是绘画的效果。我知道如今这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想要说清楚不容易。简单来说,我认为,绘画的目的不是说故事。建宇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她“不喜欢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我想她指的是不喜欢直接表现一样事物,因为这样就不存在想象、神秘和幽默的空间了。我挺赞同这个观点,当然也有些例外。例如在意大利,50 - 60年代有些非常出色的“新现实主义”电影,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我用电影做例子是因为建宇是电影迷,收藏了许多好片子。回到绘画这个话题,她对于这个媒介的掌握最为娴熟:我认为,绘画是一种十分具体和独特的媒介,应该发展到最不寻常的高点,即展现出一种纯粹视觉的语言,事无巨细,毫发毕现。我前文说过,纯粹的视觉语言比书面语(或口语)难“懂”许多。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书面语通常有着严格的规范。(不过写作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建宇至今还记得初次读到卡夫卡时的讶异。)而视觉语言,或者说绘画的语言,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它让人浮想联翩,暧昧模糊;它能立刻深深地触动观者。颜色的配合、笔触的并置、丰满和空白的更替、构图,这些元素都能够在不经过“观念”过滤的情况下激发观者的反应。(当然,如果我们谈的是写实绘画,这些元素中还包括“主题”。)
 
在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不会去思考,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而这些感觉会以一种非言语的方式呈现出来。看着任何时代的作品,如果我喜欢它,我的唇边就会自动浮现出一丝微笑。这种情况不那么常见,但是的确发生过,而我想用德国哲学家谢林(Schelling)的“审美直觉”来解释这种体验。我高中时接触到这个概念,当时就觉得很好奇,也很渴望。这就像面对着摄人心魄的美景,不过在我这种情况下有“人”的参与,由于这是另外一个人的创作,我的情感会更强烈。
 
可能我之前一段在谈绘画时不应该用“懂”这个字。绘画的魅力在于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权以非常主观的方式看一幅画。中国人看到一件“古怪”的当代艺术作品时,常常会说“看不懂”;而意大利人则会说这件作品“跟我没有共通语言”。 这种言语的差异可能代表了一种预期的不同,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也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相对更加熟悉“现代”艺术,因此不会等着从一件作品中获得任何“认知”,而只会有情感的反应。(这里的现代艺术,我指的并非是完成某个具体的、警世的任务的作品,即并非那些经典的宗教圣坛艺术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而是那些强调个人创意和原创性的作品。)
 
我注意到,中国许多人都希望绘画能“讲个故事”。不管是以非常直接、“现实主义”的方式,或是个人的、独特的方式,人们希望绘画有一个“内容”,可以“翻译”成文字。我认为,这是过去六十年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沉重遗产(这只是最近的一个原因)。我相信,一幅画如果能够轻易以文字表述,那这幅画的视觉水平一定不会高。一幅画,或一件艺术品,应该通过独立的、和“叙述故事”不同的方式打动人。同样,它们给观者带来的反应不是理性的,亦无法清晰地解释。这里体现了艺术的神秘、美丽,它的引人遐想的独特力量。个中原因可能如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所说,“在精神世界中以形式和色彩存在的生命体可能成为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坚实桥梁”。
 
我们的大脑无法完全理解这些领域,因此用理性的方式解释可能有点问题。此外,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不容许任何非科学、非理性、非分析法的方式存在(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目前中国人仍然沉迷于“科学成就和推理”之中,而欧洲许多人最近开始对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感知”和“感觉”的能力被忽视、被低估,许多人疏远了情绪的感知。这样一种敏感主要通过各种感官感知情感,而视觉正是感官之一。
 
谈段建宇的画面感
我相信,虽然段建宇很喜欢文学和其它“叙述”方式,她主要还是一名“视觉”艺术家。我的意思不是说她用一种视觉语言创作,而是她最擅长用视觉方式表现自己,在这个领域,绘画是她技艺最娴熟的媒介。我觉得她并非一个特别“理性”的人,而是相当情绪化,比其他人相对要敏感。如果她在银行上班,这样的性格会让她吃很多苦;不过,因为她是画家,这一点就成了她的一大优势。
 
我经常会和段建宇说,她创作了两大类作品:我把其中一类称为“自发的”、“自然的”作品,包括风景、鲜花和动物等;另外一类则是“规划好的”、架构清晰的、观念性作品,她会讲述独特的、怪诞的故事,画中有空姐和西瓜、哺乳的母亲和装了鸡蛋的篮子、在乡村背景中的裸女等。我发现这些场景非常有意思,充满幽默和荒诞,这也让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独创性。我记的她说过,她通过这些作品展示了自己作为充满想象的说故事的人的能力,她能创造出自相矛盾的情境和怪异的情节。我在后文会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阐述,不过我想先谈谈她的画面感。
 
我下文评论的作品都是她艺术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不过她觉得这些作品也不能完全满足她的表现需要:这些主题包括风景、花鸟,还有其它不包含任何“叙述”情节和倾向的主题。我觉得它们体现了“规划好”的作品中缺失的诗意,比如“风景4”(2004年, 210 x 190 cm)、“早上好9” (2005年, 110 x 170 cm)和“菊花7”(2005年, 120 x 120 cm) 等作品。这些简洁的、重复出现的标题并不符合处理这些常见主题的传统方式。竹是国画中十分寻常的主题,但“风景4”中的竹林非常特别,和过去的任何竹画都迥然不同。建宇能够表现对于随处可见的主题的个人诠释,把幽默感渗透到这些主题中,她的方式总是“遵循又不遵循”传统,在一个世界和体系之中,又在之外,她不需要加入额外的元素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例如,她画作中的比例相当新颖,画中的竹干以不寻常的方式填满了画布,密密麻麻,这让我们可以确信,画家没有任何沿袭“自然主义”的打算。她完全不会唯唯诺诺地遵循古法:在陡峭的山岩上冒出一颗矮小的松树(“早上好9” )就是一记幽默,说明这幅看似传统的画不是对于过去的致敬。不过,这些画作充满诗意,而这种感觉则多亏了艺术史:画家成功的提炼并重新思考过去。这里,幽默没有变味成滑稽和讥讽,它只是让观者立刻了解——画家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她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当代、超然,而又热情。
 
我也非常喜欢建宇的用色。她的用色“脱胎”于学院派,却不拘泥色彩组合的规则。她敢于把各种色彩放在一起,也会尝试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一幅画中,她可能会用一个色调覆盖大部分区域,但是这个色调绝对不会平淡或平滑。画笔会有明显或微妙的、或大或小的“干预”,比如点、细线和色块等。从远处看,建宇的画作可以称作“写实”,不过近看风格又转成了抽象。在我看来,她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种非凡的“绘画感”,只不过在有些作品中,她加入了人像和故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只画这种“更简单、直接”的作品,建宇是不是会担心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我知道她看到这句话后会摇头,会说她需要其它的方式来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我觉得她能带给艺术的真正的“贡献”就是努力提升绘画技能和敏锐度。这种观点可能和我喜欢的成语“画蛇添足”有关。我非常钟爱简练,“做减法”,喜欢有活力的、内涵丰富的诗篇,享受宁静和空无。
 
这种个人偏好不代表我无法欣赏复杂的、多层次的作品。我能利用“客观的分析能力”欣赏这些作品,可以运用师从翁贝托·艾科 (Umberto Eco)习得的符号学诠释体系,或者我可以从心理角度赏析。
 
但当我看到前文描述的作品时,我能够立刻用体会。
 
如果画家是元语言家
接下来,我想谈谈建宇艺术活动中的第二大类作品,她认为这一类最重要,最有意义。我指的是将她的幻想、想象和有趣的、讽刺的、幽默的品味充分表现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自从她独立的艺术生涯开始之时就出现了。有时候,这种处理会损害绘画的直观性,不过这是建宇的意愿。她喜欢用“探索”这个词来解释绘画的态度;这个其实和她对文学和电影这两个紧密相关的爱好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想,她的想法是给绘画史带来一些新鲜的、个人化的东西,丰富这种已有的语言。她也知道,她面对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创作成就,她的努力几乎是人力不能完成的,不过她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我对于2010年11月建宇在北京维他命艺术空间的个展印象相当不错。她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包含绘画、引言和日常物件,整个空间看起来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她想象力的幻魅的果实。在展览中,她的身份也成了剧情的一部分:她假装是一个业余画师,流落乡野,周围都是干农活的农民。她从胶鞋底部抽出一个小小的色板和微型画笔,在画了几个几何图形练笔之后,她开始挑战难度更高的作品。这个画家最大的愿望就是给日常生活加点“料”,增添一些“意外”。在典型的农村背景中一个裸女做出撩人的动作,而在乡间,人们每天都在为满足基本的需求努力。出乎我意料的是,从绘画角度我最喜欢的是一副大尺寸的作品,两只交欢的猴子刚刚收到一篮水果和鲜花,庆祝它们的“蜜月”。建宇好像把最不寻常的事物扔进一个圆筒,充分摇晃之后,把它们随机组合,创造出最出人意表的背景。就算是艺术空间墙上的引言都弥漫着微妙的讽刺和揶揄。在另外一幅作品中,慵懒的圣诞老人坐在一张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椅子上,两腿张开,露着肚皮,像极了不少中国人夏天纳凉的姿势(当然不是最优雅)。展览以荒谬、离奇的方式展示了当代生活中许多矛盾的地方。不过有一些东西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难以预测的国家的确是存在的,另外一些则是世界各地的主题的奇怪组合,也差不多是真实的。现在,一个河南农民,不管是驻马店还是商丘的农民,都可以梦想去丹麦旅游,在梦中体验美丽艳俗的落日余晖下的小美人鱼。在一个人脑海中持续数天或一生的环游世界之旅中,他们会从北欧玩到沙漠,再玩到有着标配沙滩和标配棕榈树的梦幻小岛。
 
建宇一直都被最“流行”和“庸俗”的主题所诱惑和吸引,例如她大量的桂林山水作品。每次她在这个领域进行创作的时候,好像都能证明她能让这些广为人知的风景看起来与众不同,焕然一新。我想这也是她看待生活的方式,回避重复的部分,深化独特的部分,即那些能让最无聊的日常生活增添亮色的小意外。
 
建宇也不怕挑战传统国画。(在学生时代,建宇对西方艺术史的话题,如马奈的名画,更感兴趣。)她在展览中以有趣的口吻列举了经典苏州园林里最常见的元素:“梅、兰、竹、菊、牡丹、松树”和关系稍微远一些的元素“雾和山”。这些都是“高贵”、“雅致”的主题;大部分国画家都必须掌握这些主题,表现他们高雅的品味和娴熟的技艺,把个性融入自然和生命的精神中。那些没有心存敬畏、不懂个中奥义的人谈都不应该谈这些高深的话题,更不能像建宇这样把它们和“白菜、西瓜、萝卜、茄子”这些家常蔬果放在一个句子里。她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艺术鸡”也是异数,躺在牡丹丛中,或从一片荷花中向外望。建宇作品中的鸡和自然状态下的鸡很不一样,虽然在去年的几张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出这种不寻常。这种不稳定性转而由其他人物带出:就像是裸女和卑微的哺乳的女人,象征着时代错乱的、让人遗憾的普世母性。
 
在最近的一张画作中,我看到一个美丽的舞者在谷场上起舞,旁边一个农民在用传统的弦乐器伴奏,舞者丰腴的胸部裸露在外,已然略显老态。在另外一副作品中,裸体的“艺术女神”也把让人羞赧的身材展示无余,不过她优雅的将脸别了过去,头发精心打理过,和下垂的胸部形成了对比。画中,西葫芦和乐器扔在一起。不过,我觉得这幅画里最有意思的是紫色的背景,非常有活力,让人不禁想要一直盯着看。
 
段建宇的作品我想就谈这么多,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她处理各种元素的方式,她毫无障碍地将它们混杂在一起。我相信,画家绝不是想要贬低它们:肯定不会贬低她钟爱的中国传统,也不会贬低流行文化或西方文化。她对于这些东西都非常尊重,很享受,也需要它们,因为它们一直伴着她成长。她只是有权给它们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新的生命,她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这篇长文让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结尾处,我想引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ntag)60年代初期写的“反对诠释”这篇重要文章中的两段话。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现存作品中找到最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内容,以便能看清这一切。艺术评论的目的应该是展示‘它如何变成这样’,即使它就是这样,而不是解释它的涵义。”
“我们要用艺术色情学替代阐释学。”
 
莫妮卡·德玛黛(Monica Dematté)
2011年6月4日写于Vigolo Vattaro
 
英 - 中文翻译:  黄一
感谢   梁诗韵, 张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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